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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烟雨缥缈的南岸玄坛庙，有一条十分古朴的老巷子，弯弯曲曲、坎坎坷坷，它以错落有致的老式洋楼和民国建筑体现出一种浓郁的中西交合气质，历经百年沧桑，仍保持着独特的魅力。尽管其当年的主人黄锡滋早已作古，但在市井历史中却留下了传世之名———黄家巷。
黄锡滋(1883—1940年)，名大福，湖北黄陂人。1911年，黄锡滋凭借父亲黄慧轩与岳父杨文光在聚兴仁商号(即聚兴诚银行前身)分红后所得的3万余两银子，连同祖辈的遗产共10万两银子，创办天锡生和福兴玉两家盐号，跻身于重庆的四大盐商行列。 后来他又陆续开设了“天”字系列———天锡福、天锡公、天锡永、天锡祥等商号，经营范围扩大到糖、桐油、布匹、棉纱、油盐、山货等大宗批发业务和进出口贸易，生意越做越大。考虑到在物流环节胜出竞争对手，1920年冬，黄锡滋决定创办福记航运部，选派李泽敷担任经理，购置了“福源”、“福来”、 “福同”3艘货轮，通过拼搏，获得了对本之盈利。 1929年，黄锡滋与法商永兴洋行合作成立中法合资聚福洋行。实际上，法国人分文不出，黄锡滋以每年送法国人3万两银子“挂旗费”的条件，获得法方庇护，又获利巨大。 黄锡滋发财后，继而进一步开设钱庄、丝厂，发展航运和开发煤矿，企业扩张到十几家，资本积累达到四五百万银元，成为重庆屈指可数的巨商之一。 黄锡滋此后依托长江南岸坡上的玄坛庙置地建房，修建别墅和营运强华实业(航运)公司，建立了中式瓦房宅院5个、西式楼房2个，作为自己的大本营。黄家巷由此而得名。 汇聚抗战电影名人 中央电影制片厂是电影制作机构，1933年成立于南京，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其摄影场1937年转至芜湖，次年又迁来重庆，就租赁于黄锡滋的一幢别墅作为场址。 别墅原房顶上盖的是琉璃瓦，里面装饰豪华，有仿西洋式的壁炉、木地板、地毯，用料非常讲究，与周围建筑相比，非常气派和时尚。内间还设有摄影棚、剪接室、洗片室等。中央电影制片厂在此运作长达7年零9个月之久。 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罗学濂任场长，汇聚了众多优秀的編导、戏剧家和电影家，如史东山、沈西苓、陶金、赵丹、陈白尘、吴祖光、老舍、赵丹、王人美、蝴蝶、白杨、张瑞芳、金焰、黄宗江等等，总计出品电影77部。 由于受迁移、初创及诸多条件的限制，影片多以纪录片为主，较为出名的有《东战场》、《克复台儿庄》、《重庆防空》、《活跃的西线》等;其余故事片仅《孤城喋血》、《中华儿女》、《北战场精忠录》、《长空万里》、《青年中国》5部，其中《中华儿女》是中国最早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之一。除此以外，中电摄影场还举办了一些“抗战影展”，以教育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斗争;也组织了剧团，在重庆演出《战斗》、《结婚进行曲》等13部剧目，成为抗战时期重庆话剧舞台的中坚力量。 著名影星白杨，就曾居住在黄家巷6号一栋两层楼房，青砖砌成，柏木地板，四方小院，门楣上书“嫣庐”二字，至今保存完好。在重庆8年期间，她接触到斯坦尼表演理论，开拓了艺术视野，加强了表演技巧探索和追求。白杨曾辛酸回忆：“那时，我们吃的是石子、沙子、稗子、老鼠屎掺和在一起的平价米，下饭的菜是海椒面拌牛皮菜;一件旗袍冬改棉、夏改单，春秋改成夹衣裳;住的房子外面落大雨，里面滴小雨，乱起大风，石灰瓦片砸满身;半个月吃不上一回肉，三年买不起一双皮鞋。” 但在抗战时期，这里却成为了中国电影精英避难地，大后方的电影生产基地。 千挑万选风水宝地 南岸玄坛庙的黄家巷犹如一条曲折蜿蜒的“肠道”，从江边的慈云寺沿着青石板路拾级而上，纵贯穿梭于重庆典故———“靑狮锁白象”的长江南滨狮子山山腰所在地。两旁青砖高墙森然，几栋中西合璧百叶窗点缀的别墅分外惹人注目。 古时渝中半岛与南岸分别有白象街和狮子山的地名相对，缘何锁大江?原来那时建城修宅要看风水———山脉、河流、地势等等，而且还要找到能巩固真气的“穴”。 重庆旧城的“穴”应是在今下半城巴县衙门一带，原因有二。一是当年此地为南宋后期抗蒙体系指挥中枢所在，也是巩固拓修重庆城防勘察风水所找到的 “穴”。二是分析地形条件，也符合堪舆学中“穴”的标准，后有大梁子一线为靠山，前有大江流过，远处有涂山相对作为天然朝拱。在堪舆学中，“穴”之水去处称为“水口”，按民间传统的说法，这个“水口”一定要有两岸之山，或是峭立之石交锁之物扎住，称为“水口砂”，这样才能旺气不泄。 本来重庆城就是江水环绕，长江东水门外一带便为典型“水口”，这里差不多是巴县衙门能看到江水流去的极点之处。为了更好锁住“水口”，人们在两旁设置人工的“水口砂”———渝中白象(白象街)和南岸青狮(慈云寺)。刘伯温在《堪舆漫兴》中说水口砂“龟蛇狮象总云奇”，其意就是锁水口的地方，最好还要有如禽如兽，如龟如蛇，如狮如象一般的异石、山峰等等，这样才是“水口砂”之至美。这也正是人们在长江两岸分别建白象和青狮的理由。难怪，当年重庆富商黄锡滋千挑万选了这个风水宝地。 曹庞沛/重庆南岸区 |
